“我们第二阶段普通话和简化字方案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准备全面推广。第三阶段的方案需要在实际运用后不断修正确认，至少要五年以后。赵元任、李方桂、季慕林、马一浮、陶行知、郁达夫、钱钟书等人可以酌情转入世界语计划中，北边的郭沫弱、陈寅恪、矛盾等人不会留下，但也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赵易叮嘱道。

在这两年的使用中，先锋军推行的普通话和简化字方案有一些不适合的地方需要修改，第一阶段推出的简化字只是在35年第一批简化字方案上改良的最基础的是531字，第二阶段增加到了1516个字。

这些字足以应对日常所需，形成未来简化字体系的骨架，再多的简化就不着急了，可以慢慢推动，甚至不添加也没关系，后世的简化字也只有2274个，其中还有些不常用。

简化字过多过快，造成和传统文化脱节太严重，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先锋军第一阶段普通话和简化字的编订中，有原来的35版和37版方案打底，还有三巨头带来的电脑中的字库，只是挑选出了一部分即可。到了第二阶段，东联国已经建国，邀请来的学者就更多了。

三巨头考虑到未来和华夏的沟通，早早和宝塔山那边打了招呼，矛盾等人也加入了进来，力求打造出和华夏共用的一套方案来。

人一多，意见就多。

一直拖到现在，在三巨头和宝塔山那边共同推动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才最终确定。

连老蒋那边都有不少人赞同这套方案，主张施行，但那边有大佬摁住，迟迟没有动静。倒是在谈妥后，先锋军和解放区那边都开始了新方案。

倒也没多少人过多怀疑先锋军和那边的联系，毕竟这个是华夏文化界的大事，几乎所有华夏相关的著名学者都或多或少的牵扯其中，华夏各方势力基本都表示支持，甚至主动参与其中，最后的方案主持已经不是东联国了，而是整个华人界代表，欧美华人都有代表加入。

除了国外有人警惕华人圈同文同音外，习惯了大一统思想的华人界觉得先锋军的选择才是最正常的。

连日本人都在46年还不等经济稳定就开始推行了简体字了。

在前世简化字的基础上，第二阶段简化字显得更加合理，和传统文字的过渡也更加平顺。有些字取消了简化，有些歧义和异体字也分得更加清晰，很多字不再多字改一字。有些也更贴近文字的本意，甚至有些字还借鉴了甲骨文字和金文，象形文字的表达更加突出。有些字简化得更加符合华夏传统文化演变，符合汉字的逻辑表达。

有些拿不准或意见向左的字还是保留了原繁体模式，等待以后实际推行过程中的检验。

一个字一个字的抠下来才凑了这些字，更多的字只能放到第三阶段了。

随着时代发展，或许会新造出一些新繁体字来，或者一些简体字不合适，需要重新修订或者恢复到原来的繁体字。

汉字其实是不断在演化的，毕竟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在变化。就像投石的砲变成火炮的炮，就反映了某种演变。

西方所谓的希腊和埃及的一些文字千年不变，就像整个文明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一个模式的演戏一样，总让人感觉不真实。

或许一代人过去，有些字已经不合适了，做一些略微的调整也未尝不可。不过社会的惯性很大，当全民教育普及后，再改变就很难了。

“语言和文字的改变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加大华语的推广力度，同文同音同一文明下，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改变，一些社会问题才能不再是严重问题了。”赵易前边说的是东联国国内，后边继续说世界语，“同样的，在西方文明主流下，指望世界语短时间内大受欢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长期性，或许三五十年都不一定有效果。但毕竟有了个可以一试的办法，只要我们不断去改变，先用一百年时间来文化积累，总能动摇西方话语权的强势基础。”

……

世界语还没有影子，先锋军的华语推广却早已影响深远。

“现在东联国的各个学校都在推广华语，我们的孩子不学华语都找不到好的工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推翻万恶的先锋军。”大叻郊外一座葡萄种植园内的一间木屋里，一个身穿奶白色西装的三十多岁男子正在大声疾呼，手臂不断挥舞着。

三米长的长条木桌旁还安静地座着八个人，听着奶白西装男的话，谁也没吱声。

康志生坐在其中，也只是默不作声地只管低头记录，并不插言。

在牵扯到华人的一些问题时总有些尴尬，有些问题还是尽量少说为妙。

过了半响，坐在长桌首端的苏俄顾问诺维科夫扣起中指，敲了敲桌面，不耐烦地问道：“萨尔曼同志怎么还没到？”

“我们正在联系，有人已经看到他进了大叻。”负责组织会场的阮道嫡忙应声道。

诺维科夫中指点了点桌面，沉思片刻后才皱起眉头道：“他不会被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