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
心里存着事,脱离温柔乡的王迪,起了个一大早,凝神定心打了几圈太极拳以后,便离开了长寿宫赶至御书房内。
他一发话,从古至今,那些涉及到育婴福利机构的相关记载,未出一个时辰,便已按照朝代顺序,整整齐齐码放在了天子案前。
周礼地官大司徒篇有云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所谓“慈幼”,即“谓爱幼少也”。
瞧瞧,先秦之前的周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家已经将“慈幼”放在了社会福利救济之首。
可惜了,在王迪看来,嘴里天天念叨着应当遵循周礼的文臣们,对于救助婴孩这一微弱群体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他们嘴上说得那样好听。
快速翻阅着史书资料,王迪忽然发现,历朝历代抚育婴孩的慈善机构,竟多是由帝王主动发起的,而非是由那些心怀天下的臣子们应当主动提出来的仁政。
从先秦至汉末,官府的慈幼措施,主要在于通过颁布政策给予底层百姓一定的育儿补助,又或是鼓励宗族、乡邻等亲近之人,对无依无靠的婴孩施以援手。
直至“佞佛”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就是这么一位活活被饿死的帝王,人家当初可是抱着“孤幼有归,华发不匮”的目的,在京师设立了既能收养婴孩又可赡养老人的孤独园,算是首创了极具福利性质的专业机构。
当然了,王迪估么着,设立孤独园,八成是信佛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差点整出佛国的萧衍,为了积攒所谓的功德,才弄出这么一个救济老弱病残、普度天下众生的福利机构。
然而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被遗弃的婴孩而言,此举绝对称得上是再造之恩。
而且,自打这先例一出,往后的朝代,当朝天子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德,陆陆续续地开始办起了类似的慈善救助机构。
武则天长安年间,依旧是因为佛风盛行的缘故,出现了受官府监督,实际确实由寺院主持经营的悲田养病坊。
悲田,佛门术语,意为施贫。
最令王迪感到震惊的是,这个集合了儒家仁爱思想和佛门普度众生思想于一体,有着矜孤恤贫、敬老养老功能的慈善机构,其救济对象,竟然不仅仅只限于老弱病残群体。
连阿猫阿狗这些小动物,都具备得到布施救助的机会。
这一发现,当真有点震惊了王迪的三观。
距离当下大明朝八百年前的唐朝啊,在人都照顾不过来的封建时期,竟特么连动物收容所都整出来了。
对此,继续翻阅着档案的王迪,摇了摇头嗤笑一声过后,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到了宋代,弃子、溺婴之弊,便已是到了屡见不鲜的阶段。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再对比现在的大明朝,王迪觉得,在弃子溺婴这件事上,儒家理学盛行的宋朝,差不多算是达到了历史峰值。
长江以南的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百姓,受限于温饱这一类的根本原因,每家每户通常只会养活两男一女三个娃。
在没有避孕措施的前提下,一旦家中婴孩超过了这一数量,那么毋庸置疑,杀婴尤其是杀女婴这回事,不说家家户户都干过这事吧,至少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
办法嘛,很简单。
将婴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几声呻吟过后,这么个“小麻烦”便算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
不忍心自己下手造成杀孽的,出门走远点往那荒郊野外随手一扔,也挺方便的。
大才子苏轼写给鄂州地方官朱寿昌的信中便建议到,希望“故杀子孙,徒二年”的法律规定,能够切实推行到鄂州各县各乡村之中,警醒底层百姓杀婴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可惜了,法不责众。
是以,在王迪的思想观念当中,那个官与民俱是特别富有的宋朝,生子不举这回事,竟然成了最为突出的社会伦理问题。
一直到了有着“六贼之首”名号的蔡京,上了份箚子提出了倡议,宋徽宗在任期间推行居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这才陆陆续续涌现了名为“居养院”的慈善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一下全国各地的鳏寡孤独贫穷者。
其中,特别规定了“遗弃小儿,乃雇人乳养”的律法,尽最大限度保证那些被遗弃孤儿的生存问题。
只不过,认真翻阅着手中档案,查到南宋时期创办了慈幼庄的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及设立婴儿局的湖州通判袁甫这二人以后,时至今日,有关抚育遗弃婴孩的慈善机构,竟特么绝迹了
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亦或是由寺庙道观主持经营的涉及到育婴慈幼性质的机构,统统没有了。
按道理来说,算得上是孤儿出身的太祖高皇帝,应该比较重视这一块啊。
老弱病残,其中的老、病、残,还有亡者都有人照料了,为何没有一点生存能力的弱小婴孩,就没人管呢
随口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