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靠抄家致富是个很天才的想法,就是有一个缺点，这法子仅限皇帝一个人用。

不管条件有多苛刻，有人能用就行。

苏景殊知道清朝的雍正皇帝被称为抄家皇帝,说是康熙朝后期康熙皇帝对待官员过于宽仁，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纵容皇亲国戚各级官员贪污挪用国库存银，所以雍正皇帝登基后直面的就是这么一笔烂账。

他们仁宗皇帝不是后期过于宽仁，而是从始至终一直没严过,可想而知，大宋的财政危机比雍正皇帝登基时更严重。

雍正皇帝能用的法子他们官家也能用，再说了，这只是拿来应个急，等西北稳定下来还是还是得先整顿吏治。

天下不大治,失在于任人,这句话他们已经说累了，所有推行下去的新法都要担心地方官的能力以及人品，一次两次还好，长此以往肯定不行。

官场肯定是要整顿的,至于怎么整顿还得上头的大佬们说了算。

变革这种事情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很困难,从下往上难于上青天，相比较而言还是从上往下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老王推动新法从理财入手,后世都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离你”，可见这活儿的难度有多高,用人这方面不能让老王大权独揽,不然太容易出问题。

朝堂的权力制衡很容易导致党争内斗,但是没有制衡一家独大更不行。

问题交给大佬们，他只管出馊主意。

和老王的馊主意一比，他的主意好像也没那么馊。

毕竟抄家应急这种事情真的有成功的,最后挨骂的只有皇帝，而老王那法子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最后被折腾的却是全天下。

为了全天下不被折腾，只能委屈官家挨骂了。

地方官搞钱的手段很多，苏景殊刚到登州就赶上包大人办大案，后面顺藤摸瓜清理登州官场时全程惊叹没听过直接长了大见识，要不是亲眼所见他都不敢相信官场上有那么多搞钱的门道。

政策有问题，自然少不了钻政策漏洞的蛀虫。

大宋的财权分配是这样的，地方先收税，收完税后做个粗略的预算留够地方自用的钱，剩下的全部上交中央。

唐末地方割据政权带来的阴影太大，大宋为了不重蹈覆辙于是从各个方面来堵死地方造反的路。

不过虽然朝廷有明确规定每年收上来的赋税留够地方自用其他全部上交中央，但是没规定地方自用是多少，地方送上去的预算方案朝廷也没法一个个的核实，时间长了肯定有胆大的官员上下其手。

朝廷之下路、府州、县三级，每一级都能钻空子，官场的关系网比蜘蛛网还复杂，时间长了想管都不知道从哪儿入手。

到真宗年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大概是连年征战缺钱了，朝廷终于想起来给赋税制度打补丁，直接规定各地自留赋税占几成上交中央的赋税占几成，不给地方留那么大的弹性空间。

虽然后人

提起澶渊之盟都会破口大骂，但是不得不承认没有战事更适合百姓休养生息，和打仗的军费消耗相比那些岁币根本不算什么。

当然，他不是说大宋就该花钱保平安，武力值不够和武力值足够但不用还是有区别的。

真宗后期没有战事，地方赋税上交中央后还有很多盈余，那些年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鲜少因为缺钱而生出事端，直到仁宗年间边境战乱再起，水旱蝗疫天灾组合拳咣咣咣打个不停，没几年就把国库给打空了。

国库空了怎么办？增加税收。

这法子现在肯定不能再用，仁宗年间大规模增税是有真宗年间休养生息的底子，就那还导致民间动乱不断，他们官家接收的是个烂摊子，这时候再大规模增税估计可以洗洗睡了。

小金大腿也不用直接继承皇位，他们收拾收拾去找个山头自立为王，重新打一遍江山都比接手越来越烂的摊子强。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修修补补太麻烦，直接一通铁拳全砸了再换新的多好。

不过这事儿只能想想，破而后立说的轻松，不到万不得已这法子肯定不能用。

打仗要花钱要死人还没法正常生活，战乱对百姓的伤害比赋税重压严重的多，能不打仗还是不打仗的好。

如今的军队大部分仁宗年间战事增多扩充起来的，那些本就因为战事而招募的军队在战事平息之后没法全部遣散，朝廷要考虑遣散后的士兵对地方治安造成的冲击，要裁军也得慢慢来。

军队数量多需要的军费就多，需要的军费多官员能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多。

别的不说，就只军费这一项支出，真正发到将士们手上的能占一半吗？

不好说。

比起仓促裁军带来的后患，清一下贪污的蛀虫事儿少还来钱快，除了得罪人别的没毛病。

查账这事儿说难很难说简单也简单，只看皇帝愿不愿意查，只要皇帝愿意，朝中总能扒拉出几个不畏强权的官员替他把事情办好。

先从三司找账面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