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要归功于曾经的“强汉盛唐”。王朝更替、星转斗移。前期年富力强时，帝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后期年老力衰时，天子们担忧江山的延续。诸多伟人在忧虑后世子孙平庸的同时，更恐惧着臣属中有不世之才的诞生。因此，有着远见的千古一帝们，争先恐后地无视外邦番国的进发，只醉心于阉割本族血性的精华。汉武帝提拔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软骨头；唐明皇推波助澜，亲小人远贤臣，看起来中华大地欢歌笑语、欣欣向荣，却不料一场安史之乱就搅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安、史是胡人，生来就不知儒家为何物。

如此覆卵的庙堂政策，江湖生活怎能不潜移默化？

多年中庸教育之下，中国人又凡事明哲保身，既号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宣扬能屈能伸，戒急用忍。因为中庸，所以含蓄。不管做事，还是做人，亦或做学问，都喜欢藏头纳尾、掩浊盖污，故弄玄虚得紧。长此以往，具体表现，对个人就是由里及表的胆小怕事，对大众则是代代相传的保守不化。而生活中对玉器、古董的赏玩，更能表明中庸之道的大行天下，虽中庸，也是大为。无论达官，还是庶民，对把玩之物的爱戴，钟情的常是些顶着不可貌相头衔的普通之物。若以常人眼光看之，主人笑而如佛般大度。若以求教心态问之，主人半推半就中就过分谦虚起了骄傲，“此物乍看之下貌不惊人，其实……”。直接吹捧物的博大精神，间接吹捧自己的高深莫测。

现代意义上的玉，就在此种情况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玉，它初始的定义为石之美者。普遍认为，不管翡翠、水晶还是玛瑙，都统称玉。稍专业称呼些，就是多为绿色，间有白色，不透明的石头。美在何处？若让一没有经过阉割荼毒的孩童面对玉石和水晶，任选其一，那孩童往往会奔往晶莹夺目、光洁照人的水晶。

水晶原石晶光闪闪、棱角分明，远不如玉之圆润，握可盈手。北齐元景皓面对委曲求全就可避免的杀身之祸，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钦钦之语。此处所说的玉，一般指认为水晶。水晶破碎后更是光芒四射、锐不可当，寓示着人之虽亡，铁骨唯留傲铮。如果是一块绿色的玉石崩裂于地上，那就缺棱少角、色暗泽灰，似乎还不如瓦全来得坚强。玉的现代定义，文雅的多也令人灰心地多——儒之集大成者。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后世饱读圣贤书的皇帝们眼见中华四方不是蛮夷就是荒漠，也就一个个放下戒心，大胆地装疯卖傻起来。他们非但不禁止祖上的杀鸡取卵传统，还想方设法地鼓励起臣下属民们放开地玩物丧志。于是乎，在一片斗鸡走狗大潮中，为男人谈之色变、见之汗颜的绿色，也就堂而皇之的登上大雅之堂。登堂归登堂，总归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因此黎民和百官在以绿为美的情况下，偶然也会喜欢些白色的玉石，就当是培养兴趣之时顺便起些混淆视听的作用。长此以往，是美，是丑，就见仁见智了。

这种故弄玄虚的思想，在中国还足以威服四夷时，显不出有多少弊端。而一旦他国经过厚积薄发，也屹立世界之林时，我们再闭门自娱、自欺其人，那就只有以落后挨打来证明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历史潮流的前进性。

近代西方国家人民，性格直白、坦率，富有进取性，体现在民族性上就是狼性的扩张。与水晶有着异取同工之妙的玻璃，在西方能得到迅猛的发展，也间接证实了玉、晶的高下之分。

欧洲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玻璃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科技的迅猛发展。

玻璃的发明，中国较西方要早，但由于文化上的认知，玻璃在西欧能够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在中国则只能被早早打入冷宫。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装饰材料上，欧洲教堂随处可见绘着彩图又能采光的玻璃，而中国的皇宫大殿更热衷于覆盖上金光灿灿的硫璃瓦。

公元13世纪时，我们这面气吞万里如虎，朱元璋正和蒙古人打得不亦乐乎。但这迅猛扩张、积极进取之势，随着残元退入大漠而结束。蒙元让世界文明倒退，得胜的朱又推行起更为倒退的重农轻商政策。这条政策导致威名赫赫的大明帝国财政收入，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年不过几百万两白银，尚不及偏安一隅的南宋的十分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帝国其它方面的发展就可想而知。同一时期， 崛起的威尼斯则成了西方世界的玻璃制造中心。

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玻璃生产技术大为改进,玻璃科学仪器、玻璃瓶、窗户玻璃以及其他许多玻璃器具的成规模生产变成了现实。

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真空瓶、曲颈瓶等多种科学玻璃仪器的出现，积极推动了人们对自然及物质世界的探求，实在开启了人们的眼睛和心灵,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并使西方文明阐释世界的方法由听觉模式转为了视觉模式。化学家借助玻璃才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