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亡民较多的曹魏实行屯田最为普遍，其屯田区遍布于西起上邽（今甘肃天水），东至青、徐，北至幽、蓟，南及淮南的广大地域。文帝谢劝进令云：“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将屯田与郡国并列，正是屯田组织遍及各地的明证。蜀汉为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在接近前线的汉中推行屯田。东吴“新都（今浙江淳安）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男女各数万口”。见于《宋书·州郡志》分布于丹阳郡境内的还有江乘（今南京市东）、湖熟（会江苏江宁县境）、于湖（今安徽芜湖东北）、溧阳（今江苏高淳东）等处。其他华核“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在会稽郡境；前举陆逊屯田海昌，则在吴郡境内；孙权别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更远及荆州。从东吴民屯遍布长江中下游来看，为数也不在少。

晋初废除屯田制后，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太康元年（280年）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末期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即8，490，982口。增加的主要为原屯田客转为州县的编户，也就是罢屯田以前屯田客的户口数。

（3）《三国志》裴注所引蜀、吴两国的兵吏数字，乃指兵、吏本身人数，但世代相承的“兵户”和“吏户”，也就是“兵家”和“吏家”，是包括其家属在内的。以曹魏的兵户“士家”为例，大多来自私家部曲，如山阳巨野人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县西南）”，后依附曹操，“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从“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来看，每户平均4.3口。倘以此数通计之，则吴兵23万，为98.9万余口，蜀兵10.2万，为43.8万余口。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其士家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357.7万余口。

至于吏户，吴永安元年（258年）景帝诏令中曾有“诸吏家有五人”一语，以此推断，吴吏3.2万，当有16万口，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1.39％，魏折衷以2.83％计，吏为12.5万余户，62.5万余口。三国总计吏户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4）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族内迁，如辽西“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又“（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曹操分南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使分居于并州，又“令（张）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今陕西武功东）、天水（今甘肃甘谷东）界”等。据晋武帝泰始年间，侍御史郭钦在提出徙戎主张时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和魏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等记载，曹魏统治下的北部中国少数族内迁数字，估计应在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至于南方，散居于益州南部的南中各少数族，其分布地区占蜀领土一半以上。分布地区遍及东吴南北广大领域的山越，人数更多。陆逊、诸葛恪进攻丹阳山越，各“得精卒数万人”，贺齐征服建安、丹阳山越，先后降汉兴、余汗6.2万户及黟、歙4万户；即逾户10万。三国时期少数族的全部户口，估计不会少于政府州县编户的四分之一，即36.7万余户，191.8万余口。

经重新估算而得的三国末期户口，为680.1万余户，3，798.6万余口，几为《通典》所记数字的五倍。其户与口分别为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的63.6％及67.2％，其中蜀汉户口为近139万，人口六百多万（占总人口大约20%）。

三国时期户口的减耗。当代人即作出了夸大的估计。太和年间（227—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者一州之民”；青龙年间（233—236年）陈群上疏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景初中（237—239年）蒋济也上疏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按魏明帝时期（227—239年），由于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生聚孳息，户口当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但诸臣仍以人口稀少为言。裴松之为《陈群传》作注时，已表示疑义，他以《晋太康三年地记》户口为例，指出“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长文（陈群字）之言，于是为过”，但未作进一步研究，陈群之言长期流传，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