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荀彧的奏书，刘辩必须做出回应，他第一时间召见荀彧。

不得不说，哪怕没有后世记忆中名气的加成，光凭这份奏书的内容，即便是个籍籍无名之辈，也足以让刘辩重视。

这应该就是王佐之才的含金量吧。

荀彧被征辟担任黄门侍郎也有近一年了，刘辩觉得正好也听一听不同于卢植这些老成持重大臣的声音。

荀彧爱用熏香，相传他“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刘辩以前没什么察觉，如今面对面的时间稍长一点，果然闻到了一股与宫中所用熏香不同的幽兰之香。

在就奏书的内容稍作讨论之后，刘辩屏退郭胜等宦官，只在殿中留下他与荀彧两人。

荀彧愿意跟他说真话，切实指出朝政中的真实情况，刘辩也愿意坦诚相对。

投我以木瓜，报之于琼琚。

他问道：“自我知政事以来，方知天下盗贼四起，乃有聚众叛乱攻杀长吏者。而今年初河东白波贼叛，其前因后果已有定论，实乃官逼民反。然官吏贪腐欺压百姓，岂止于西园买官者。吾所见百姓不安，国朝不宁，卿谓计将安出？”

荀彧对此早有准备。

谁说古代没有标题党的。

荀彧就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刘辩对于这些朝堂内外政治过失和弊病的关注。

他通过点出了其中一些问题，从而吸引刘辩的注意力，进而得以面见刘辩。

他最终的目的在于向刘辩诠释自己的治政理念。

荀彧答道：“臣以为，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在刘辩的注视下，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弄虚作假会扰乱道德风气，图谋私利会破坏法令纲纪，任性放纵会致使行为越轨，奢侈浪费会败坏规章制度。道德沦丧，法令崩溃，人的行为没了约束，欲望也得不到限制。是谓四患。”

“这四大祸患不除，那么德政也就无从施行了。”

刘辩点头认可，这四者是对如今吏治崩坏状况的最好阐释。

“提倡耕织来养育人民，明察人们的喜爱和憎恶来纠正习俗，宣扬礼乐典章来昭示朝廷的教化，建立军备来确保国家的威严，严明奖赏惩罚来彰显国家的法律。是谓五政。”

刘辩继续点头，鼓励农桑，引导公序良俗，施以文章教化，增强军备，严格法令，这五项同样是良言。

按照荀彧四患五政的政治纲领，成为一个合格的裱糊匠完全不成问题。

以之为指导，刘辩甚至还有机会来个众正盈朝，死后大概也能得个“仁”的美谥。

四患五政称得上治国的良言，但对于门阀政治兴起的阶段，还显不足。

门阀政治有多垃圾不必多言。

执掌国家的决策者们执掌国政的优先目标不是国家利益，而是通过各种精致利己的政治计算从国家攫取个人和家族利益。

魏晋南北朝，荒唐且美好多么小布尔乔亚的话语，如果一家人整整齐齐、死亦同锅烹也算美好的话。

刘辩便深入地问荀彧道：“兴农桑是国之大事，可而今富者阡陌连野，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前七郡国水灾，卖身为奴者不知凡几，国家岁收无以为继，继而使朝廷无力安抚百姓。以卿之见，当从何处入手？”

荀彧当然明白刘辩屏退左右的含义，这一年来他身处内朝，看得分明。

他起初只想进言“四患五政”，此致治之术并非是他一人总结的，而是颍川荀氏多年积累的结果。

今上显然是不愿意接受这一套说辞的，可太子却像是能纳言之人。

荀彧原本没打算说得过多，能让太子知晓这一策论便足矣。

可如今，他听闻太子对于五政的思考和对百姓的关心，远远地超过了他的预期。

荀彧愿意多说一些。

他对此并非没有思考，回答道：“国家在收取田租之时，会考虑到田亩的产出，在收取算赋时却做不到根据百姓的家产来进行调整。百姓承担的算赋要远高于田租，但却不分贫富。且算赋须得以钱计，而百姓家无闲钱，为算赋尚需卖布卖粮，便有商人低买高卖以此牟利，损害百姓，增加百姓负担。”

荀彧直接点出了目前税收制度的弊端，赋税的大头不在田亩上，而在人头上。三十税一的田租听起来很少很好，实际上最受益的却是大土地拥有者。

普通百姓所承担的算赋不改变，便解决不了问题。

“卿有意改革税制？”刘辩问道，他的确没想到荀彧会做出这样的回答。

荀彧直言道：“殿下明鉴，租税为国家岁收之本。臣以为当赀多之家多出，赀少之家少出，而田租之外，可以丝帛麻布抵钱而为税。”

对于普通百姓家中能有多少现钱刘辩并不算清楚，但他隐约记得，唐朝时候在两税法之前似乎大都是缴纳的实物，后来改为两税法，便有了铜钱不够用的问题。

考虑到普通百姓获取铜钱的方式极为有限，荀彧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