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很香。

就是病好之后，刘辩发现蔡邕在给他上课时看他的眼神有点说不出的奇怪。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刘辩发现灵帝在处理奏书公文时，让他插手的时间变少了。

刘辩明白大概因为灵帝觉得他太累了。

但他很想对灵帝说，这样的关心，大可不必。

不过生病一事也给了刘辩一个警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现在还年轻，一定要劳逸结合。

而且以刘辩这几个月处理奏书公文的经验，算是小有收获，倒也不至于会为少接触奏书公文而烦恼，毕竟官员任命等大权一直掌握在灵帝的手中。

公文自不必说，国家与官僚体系运行时有些必须存在的东西需要得到最高层的审查和批准。

比如地方上的举孝廉和恩荫为官、三公府对各自管理下官员的考核，岁末各地的上计等等。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公文都有惯例可寻，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刘辩对于汉室的了解。

剩下的就是比较繁杂的就是官员的奏书了。

得益于灵帝雁过拔毛的选官制度，许多在西园交了钱的地方官员抵达州郡之后，会第一时间通过包含却不限于收受贿赂、贪污公款、私加赋税等方式去把花掉的钱赢回来。

一旦收到此类弹劾奏书，朝廷通常情况下会第一时间派人查证，偶尔会根据弹劾人的身份和具体情况选择其他处理方式。

这类官员互相弹劾的奏书，是刘辩处理过的涉及实务的奏书中最多的。

这是好事，起码能让刘辩知道地方上的确存在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刘辩暂时改不了。

但如去年荆州出现问题的三个郡，在出事之前，那叫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竞发。

刺史、太守、县令没有一个提出问题的，问就是政通人和。

就目前情况来看，刘辩觉得刺史这个一州的监察官已经有点落伍了。

过去，以公车为标志的吏民上书好歹能发挥点情报机构的作用。

但时至今日，言路阻塞，吏民上书制度形同虚设，起码刘辩这几个月没遇见过一次。

刘辩觉得，至少要有一个情报机构，能够确保那些“政通人和”的郡县是真的政通人和，而不是一场在某些人的主导之下，上下勾连的竭泽而渔。

只是他还不能确定，要不要先向灵帝建议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不是刘辩看不起灵帝，而是随着他越来越了解灵帝，他很确定，灵帝极大概率会同意这个建议。

只是以灵帝的作风，若是有这么一个机构，必然是以宦官为主导，但灵帝管不住宦官的手。

这样只会让这个机构成为灵帝和宦官的另一个敛财工具。

除非能由他来主导。

灵帝的勤政没有持续太久，七八日之后，灵帝忽然告诉刘辩，他不必再去上梁鹄的课了。

之后刘辩的生活变成了每五天各抽出两个上午分别去上郑玄和蔡邕的课，每天下午则继续雷打不动地去玉堂殿。

同官员一样，刘辩每隔五日便有一个休沐日用来休息。

过去，刘辩总感觉压力很大，不肯放松，现在他的身体提醒了他，放松是十分有必要的。

而何皇后经过了刘辩这一次生病，生怕他再累着，监督地很是到位，尤其是休沐日，绝不让他忙于案牍之间。

这样的生活瞬间让刘辩轻松起来。

郑玄在某次与刘辩的闲谈中说道：“殿下自病愈以来，稳重如故，老夫却察觉到，殿下较之前少了几分急迫，多了几分自然。殿下口中的那位史道人，若有机会真想结交一番啊！”

刘辩想了想，在他的记忆中，史子眇应该是有同郑玄探讨一下人与自然的能力的，也就没说什么。

梁鹄：世界遗忘我

如果天下太平，刘辩当然愿意一直这样自然下去。

然而现在是黄巾起义后的中平五年。

二月，就在灵帝下定决心发西园钱建新军，与群臣商讨新军规模、编制等问题时，位于司隶的河东郡又生乱了。

盘踞在河东郡北部白波谷的黄巾余贼郭太等人，勾结了尚未被剿灭的休屠各部，还有其他的匈奴左部参与其中。

董卓分兵驻守在南匈奴王庭，保护住了羌渠单于的安全，却也导致了平叛兵力不足。

且董卓与并州刺史丁原貌合神离，两人身上虽都有些大将军府的印记，却远没有何进预想的那般和谐。

种种原因导致这一波乱起，最受波及的河东、西河、太原三郡竟一时不能阻挡，战乱反倒愈演愈烈起来。

白波贼聚众十万，虽然其中包含了男女老弱，但其中青壮占比甚高。

董卓与丁原尚能用匈奴肆虐解释，但河东太守治下出了这么大一个乱子，立马背了全锅，第一时间被免了官押往雒阳治罪。

河东离雒阳够近，这也意味着雒阳可以随时派人接管。

在商议由谁来接任河东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