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时，登莱军驻扎在江浦县，天雄军驻扎在扬州府北郊，对南京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赵之龙手下的军队大多是原有的一些卫所军队，这些军队深居内地，承平日久，久疏战阵，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其低下。如果两路军同时发动进攻，赵之龙即便依托长江天险也难以抵御。

但朝廷的平叛大军来到江北就开始驻足观望，这倒是让江南的士绅集团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朱寿鋐和赵之龙可管不了那么多，抓紧这宝贵的空档时间招募人马、训练军队，毕竟他们可是江南起事明面上的领头人，如果失败了，必然是个死！

后来，建奴入关的消息传来，整个江南士绅集团大是振奋，赵之龙也是立即挥师北上。赵之龙指挥大军攻打天雄军营寨，虎大威和杨廷麟指挥士卒坚守，凭借良好的协同配合，赵之龙根本无机可乘。

然后曹文诏那边就会从江浦县出来，水陆齐头并进，攻打六合县，赵之龙只能赶去救援，这时天雄军就会从营寨里追出来偷屁股，把赵之龙搞得焦头烂额。

一来二去，赵之龙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比如在天雄军出来偷屁股时，于半道设伏。但他手下军队的战斗意志和纪律太差了，完全不是天雄军对手，还差点被杨廷麟给偷家，扬州府都差点丢了。

赵之龙又想着乘船北上，直接在天津一带登陆策应建奴。

但是，一来，他们手上基本没有水师队伍，也没有多少船只。二来，南居益回到舟山岛后就派人占领了崇明县，布置了大量火炮和战船，封锁了长江出海口，使得赵之龙的船队根本无法出海。

随着皇太极彻底败逃，朝廷有意推波助澜，京城邸报社明里暗里的宣传，己巳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顿时举国欢庆，臣民皆高呼万岁。

这个时候，最为郁闷的就是江南士绅，特别是身在南京的诸多叛臣。

朱寿鋐冷冷看着的，这些人抓住了他鲁王府的直系血亲，逼迫他出面反对朱由校。

虽然他也很痛恨皇帝，但说到底大家都是朱氏皇族，况且皇帝也没有做绝，只是剥夺了他们的特权身份、收回绝大部分财产，但像平民百姓那样正常生活还是没问题的。

当时那些人找到朱寿鋐说明来意，他也是极度抗拒的，但当他们拿出德郡王朱由枢的人头时，朱寿鋐也只能乖乖配合。

在南京，朱寿鋐就是一个被摆上台的傀儡，一直受到监视，没有任何话语权，虽然每次他们公开商议些什么事情都会让他坐在上首位，但朱寿鋐从未说过一言一语。

此时璧侯汤国祚、成安伯郭祚永、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永康侯徐锡登；右侧是张凤翔、钱谦益、阮大铖、刘余佑、王鳌永；而在朱寿鋐正对面的竟然是成国公朱纯臣。

魏国公徐弘基身为南京守备，更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后人，是绝不会行此叛逆之举的，所以江南士绅集团暗中把他架空，此刻正软禁在家中。

但徐弘基的儿子徐文爵着实是个异类，天生反骨，就是在他的配合下江南士绅集团才能成功控制住徐弘基，掌控了南京附近的军队。

成国公府在天启八年二月京营动乱后就被抄家，全族发配到边关了。朱纯臣身为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人，袭爵成国公之位，位高权重、身份尊贵，突然就被从高位打落，变成了阶下囚，心理极度失衡。江南士绅集团一接触，他马上就答应，并利用起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为起事出了很大力气。

张凤翔是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进士，天启三年曾经担任过兵部左侍郎，后来阉党势大，兵部诸职位都被阉党占据，张凤翔就被迁为兵科给事中。七月份时随韩爌进谏朱由校，被朱由校一怒之下革职赶回了老家。他被解职才刚刚回到山东老家就被人秘密接到了江南，直接参与到了这次江南的叛变之中。

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探花，被公认为是“东林魁首”，天启四年受到魏忠贤的阉党排挤，被弹劾革职归乡。

此期间一直待在老家着书立说，但却在天启八年四月的陈伯览案中受到牵连，时隔数年，远离千里，皇帝竟然都派锦衣卫到苏州府常熟县抓住钱谦益，将他的家财抄没，还在常熟县县衙公开杖刑，使得他颜面尽失，从此怀恨在心。

阮大铖同样是莫名其妙受到了陈伯览案的牵连，也遭到和钱谦益一样的惩罚。

刘余佑原来是河南布政使，在张瑞图一案中受到牵连，被贬到湖广；王鳌永原是郧阳巡抚，周道登上任湖广后清除异己，把他降成了知县。这两人都是对朝廷怀恨在心才投奔到江南士绅集团这边的。

这些原明廷朝臣，同聚一堂，此刻心思各异。

“该死！该死！该死！那些建奴，真是窝囊废！”赵之龙把桌子拍得震天响。

张凤翔和钱谦益对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对赵之龙的鄙夷。

徐文爵倒是颇有点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的样子，站起来大咧咧的拍着赵之龙肩膀道：

“忻城伯勿恼，气大伤身啊！你觉得北京城里那皇帝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