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普通的平民百姓不同，这些商贾要经商，自然要走出交州，他们会到扬州和荆州，甚至中原，所以这些商贾大多是见多识广，知晓天下大事的。

而普通的平民百姓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交州，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子都没有离开过番禺，离开过南海郡，消息的闭塞让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天下的大事。

许多人甚至只知有吴，不知道天下还有魏国和蜀国这两个国家，如今魏军突然地兵临城下，这在交州百姓之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所以当有人刻意地散播魏军屠城和食人的谣言之时，许多的人居然会信以为真，不用官府再动用别的手段，逃亡的平民百姓就达到了七成以上。

但对于那些见过世面的商人们来说，这些谣言那是不攻自破的，他们许多人去过扬州荆州甚至是中原，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魏军屠城的传言，至于食人之说，那更是无稽之谈。

有人刻意地在市井之中散播谣言，那完全是别有居心的，毫无疑问是给朝廷官府的迁移令造势的，明白了这一点，那究竟是谁在散播谣言，目的又何在，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所以许多的商贾富户是拒绝搬迁的，他们的产业他们的生意都在番禺，如果现在离开番禺，那么如此之大的损失就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官府那边是不会给予任何的补偿的。

反正在他们的认知之中，魏军不会屠城，更不会吃人，那怕魏军真得入了番禺城，他们也是照样来做生意，根本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他们又何必搬迁呢？

所以这些商贾的态度也是比较坚决的，那就是拒不应命，不肯搬迁，对朝廷颁布的法令，完全是置若罔闻。

尽管这些人所占据的比例很少，也就是二至三成吧，但对于陶基来说，却是比较恼火的。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人是社会的最低层，被称之为贱民，尽管此次卖官鬻爵，这些商人都是有机会花钱跻身官吏的行列，可陶基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在陶基的眼里，贱民终究还是贱民，那怕披了一层官员的外皮，依然不会改变他们的本质。

而现在，这些贱民居然敢公然地和他唱反调，这还得了，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给他们三分颜色，居然就敢开染房了，真是岂有此理！

陶基此番真是动了真火，他在交州主政多年，交州又不同于别的州郡，这里天高皇帝远，以前朝廷的旨令，传达到交州来，都需要数月的时间，陶基在交州一手遮天，完全是一副土皇帝的派头，生杀予夺，大权在握，任何人都不敢触犯他的逆鳞。

而现在那些商贾富户居然敢抗命不遵，和他对着干，视交州牧的命令为儿戏，这还了得，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莫非是这些商贾听到魏军要来的消息，暗地里和魏军有所勾结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陶基是绝不会轻恕的。

这次陶基和施绩是分工明确的，由施绩来负责建造浮桥和新城，而由陶基来负责迁民。

从表面上来看，施绩的任务要比较繁重一些，几乎都是重体力活计，而陶基的任务则比较轻松，只是负责监督平民百姓的撤离。

但事实上，施绩是很清楚的，迁民任务看起来简单，但如果遇到一些钉子户，却是不好处理，自己初到交州，在百姓之中并没有什么威信，如果让施绩来负责迁民事务，那肯定是干不好的，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和暴动，所以施绩才会主动将苦脏累的基建差事揽了下来，将比较棘手的搬迁差事交给了陶基来处理。

陶基原本是信心满满的，认为以他在交州的地位和威望，办成这件事简直不要太轻松了，如果再配合一些舆论传言的话，搬迁事宜可以很快就完成了。

可没有想到居然会遇到了如此之多的钉子户，而且大多数人还都是刚刚穿上了官服配上了印授的，这些人拒不搬迁，岂不是狠狠地打了陶基的脸么？

于是陶基手下的别驾从事简捷给他出主意，要陶基以皇帝的旨意下令番禺城内的大小官员一律迁往新城，如果谁胆敢拒绝征辟，便以抗旨不遵，蔑视圣上治罪。

陶基一听这个办法不错，便让人写好了圣旨，到新城孙奉那么拿玉玺盖了章，分别传送到各个官吏那儿。

这些商贾买来的官职，大多都是闲职，也就是有名无实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但实则根本就没有官署去办公，只是挂着官职的名号，平时该干嘛还是干嘛。

此时他们突然接到朝廷的圣旨，让他们全部到新城去面圣，毫无疑问，这是朝廷官府逼迫他们搬迁的伎俩。

俗话说无商不奸，比起平民百姓来，这些商贾自然是最难糊弄的一群人了，朝廷想用圣旨来逼他们就范，他们自然不肯应命，于是纷纷向朝廷递上辞呈，有的称病，有的要守孝，总之是五花八门的理由，总而言之不干了。

本身他们买官，也就是为了充充场面的，好摆脱商人贱民的地位，但现在朝廷居然要他们以官员的名义搬迁到新城去，放弃番禺的产业，这些人当然是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