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原本已经一无所有的本地劳工来说，穿越众的任何赐予都是额外的收获，根本就不会存在什么心理上的抵触。首先在内部推行以纸币为基础的金融结算体系，施耐德认为这才是迈入正确道路的第一步。而对于与外界之间的贸易往来，穿越集团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贵金属进行结算，而不用担心因为金额过大影响到胜利港本地的货币流通总量。

施耐德对于外贸方面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设想，他希望能够在贸易上也同样实现本地货币的强制使用，即外面的客商来到胜利港进行贸易，那首先要将持有的贵金属货币兑换成穿越集团发行的纸币才能进行交易，交易结束之后，客商也可以将持有的纸币再兑换成贵金属货币带走。这样一个看似多余的过程，但在金融上却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这其一是增加本地的贵金属保有量，毕竟经常来往的客商为了方便，不会每次都会把持有的纸币全兑换成金银带走；其二可以对外推广穿越集团的金融体系，逐渐形成自有货币的市场信用，其三这样就可以把商品的定价权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上，避免受到自身贵金属货币持有量变化的不良影响。

对于这种纸币要推行到何时何种程度，施耐德对此却并没下定论。虽然从长远角度看，纸币的发行肯定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但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纸币顶多能在内部结算体系中流动，而无法作为一种通行货币向外输出就算外来的客商们认同穿越集团纸币的信用，它也只能在穿越集团控制的地盘上才具有实际购买力。在施耐德所设计的金融体系中，这种代金券性质的纸币只是一种供筹委会在宏观上对辖区内金融进行控制调节的工具，而非纯粹的流通货币。当穿越集团的势力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作为经济大总管的银行机构肯定还得推出一套更为完善的货币体制，用以取代穿越初期使用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纸币。

在得到筹委会的认同之后，被委任为金融主管的施耐德又提出要预先制作一批代金券，因为出于实际应用考虑，不太可能带一整套的现代印刷设备穿越，就算能带过去，后续的专用纸张和油墨供应也同样是问题。反正筹委会在此之前也已经设计过好几种纸币票样，从中挑一种出来制成实物也不是特别麻烦。当然纸张、油墨和印刷技术都不可能弄到钞票专用的等级，筹委会也没打算印制那么精细的东西。

最后筹委会联系了一家小印刷厂，以桌面游戏道具为名印刷了元、角、分三种币值共九种面额的大量流通券。这种流通券的设计币值为一元等同于一银两，角和分的币值则分明等同于一百个铜钱和十个铜钱。元的三种面额分别为一元、五元和十元，角和分则是采用了一、二、五的面值。至于具体印刷了多少面额的币值，只有执委会的几个委员才知道，但据金融部门的人员透露，经过他们反复计算明朝时期的经济水平，这批印好的流通券足以维持十万人规模的货币市场需求，而这样的数量在穿越前期已经完全够用了。当然这些流通券不会一次性全部投入到市场中去，具体的投放数额和批次，还要相关部门根据穿越后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对于整套的金融体系设计方案，执委会在穿越前就已经基本有了定论，穿越后对此的讨论主要还是在于实施时机的把握。作为金融部门的主管，施耐德就扮演了决策者的角色。当治下劳工超过千人，并且对外贸易也已经顺利展开的时候，施耐德认为推出初级金融体系的时机已经到来，首批使用者将是穿越众以及两处公社的劳工社员。

给劳工的薪酬定级相对比较容易，因为这些劳工目前并没有任何货币报酬，即便是定一个极低的标准也不会有任何不满的声音。当然，在具体的薪酬上还是会结合现行的劳工等级制，根据不同的劳工等级和工作岗位制定出不同的薪酬标准，重点是突出劳工等级所带来的待遇差异，以刺激民众的劳动热情。

真正的难题还是给穿越众的薪酬定级，这对于制定标准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各种不满的声音喷个狗血淋头。穿越集团从最初就是打着“穿越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职业分工不同”的宣传旗号，但只要是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明白，这也仅仅只是执委会表明一下基本态度而已，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同工同酬，更不会有什么完全平等一说。就算是嘴上说得再漂亮，在穿越众内部也同样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差别，岗位也有辛苦程度的不同，技术含量高低的差异，如果把所有人的薪酬都定在同样的水平，那反而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

最终在陶东来的指点下，施耐德领导的财政部将穿越众的薪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底薪，二是岗位津贴。底薪部分采用全员一致的标准，只要是参加工作的穿越众每月都将有同样数目的保底收入。而岗位津贴则是针对不同岗位所制定出的额外收入部分，比如在榆林角哨所执勤的军警部士兵，在冶金车间恶劣环境下工作的技术人员，深入内陆山区勘探矿藏的地质勘察人员，类似这样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岗位都可以享受到岗位津贴。另外还有一些技术性较强或者责任重大的岗位，也将获得由执委会和财政部联合发放的岗位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