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就是刘歆改名的唯一原因。因为刘子骏非但精通谶纬，更善晓天文——洛阳的夏贺良、南阳的李守、陈留的王长这样的方士道人已经通过天象看出汉家的“历运中衰，当再受命”，而刘子骏这样的星象大师岂有看不出的？所以刘歆改名，很可能就是通过“观象”而得知刘家王朝将要“中衰”，甚至被别的姓氏夺去社稷。当然，被夺去社稷的刘家还会“再受命”，还会“复兴”；而再次掌握社稷的，自然就是谶语中的那位“刘秀”了。所以那些儒生方士猜测的应该不错，刘歆就是想因应谶语，做将来的汉天子。

然而刘歆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改名的这一年——哀帝建平元年，一个小男孩也在这一年呱呱坠地，诞生在陈留郡济阳县孝武皇帝只住过一天的行过宫里。更令刘歆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男孩的父亲——济阳县令刘钦，既不懂星象也不知谶纬，却在他的这个小儿子出生前的两三个月就为儿子取名叫“刘秀”了。更何况，这个小男孩刚降生时祥光照耀，异香满室！而十余年后，更有一位道士高人苏伯阿瞪着惊异的两眼，望着这个小男孩所住的村庄——南阳郡蔡阳县的舂陵庄惊喊：“气佳矣，郁郁葱葱然，此庄必出天子！”

不过刘歆毕竟是幸运的。又过了两三年，哀帝驾崩，大恩人王莽重新上台执政。王莽这次上台，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也可以说是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外戚争权。所以他上台后首先就彻底清除了傅、丁两族外戚，并阻止新立的小皇帝——平帝的外戚中山卫氏进入京师，防止他们也像傅、丁那样入京后跟自己争权。王莽的另一行动就是排除朝廷中的元老耆旧及其他不附己者，大肆培植亲信党羽，所谓“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而刘歆，无疑成为王莽众多党羽中的重要一员。

以后的事情不用多说了，刘歆等众党羽对王莽极尽吹捧歌颂之能事，使王莽成了旷古未有的道德之神；“安汉”、“宰衡”两顶桂冠也堂而皇之地戴到了王莽的头上，直到他“天命神降”，成了取代汉王室的真命天子。

但是班固《汉书》中说，王舜、刘歆、甄丰等吹捧王莽，至多也就是抬高或稳固王莽的“宰辅”权位，并不是要把他推上皇帝宝座。他们抬高王莽，一是王莽处处都如“周公、伊尹”，值得他们推崇和褒扬；二来他们都是王莽一手提拔培植起来的，为“恩公”出力那是他们的“份内之责”；三来，抬高吹捧王莽，他们自己也可以获取好处——加官晋爵享有厚禄。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并且还都“心满意足”。但把王莽推上皇帝宝座取代汉家，他们是想也不曾想过的，而且也没人提出。那么鼓吹王莽“身负天命当代汉运”的，是来自京师之外的另一班家伙，如奉献“白石新井”、“金策铜匮”之类的前辉光谢嚣、梓潼人哀章等等。这些人为了巴结王莽捞取好处，就编造了各种各样的鬼神符命迷惑朝野，于是王莽才“顺天从命”地篡夺了汉朝廷。而王舜刘歆等在这种“符命潮”中根本无能为力，只好半怀忐忑随波逐流且惊且喜地拥戴王莽“登位即真”。这其中，王舜应该最清楚王莽的“身负天命”是怎么回事，并且自己又是逼迫太皇太后交出玉玺的“首恶”，所以在王莽当上真皇帝不久，大概越想越愧疚，越想越害怕，没几年便“病悸浸剧”一命呜呼了。

至于刘歆，其实早在各种鬼神符命飞向长安的时候就开始疑惑了。他大概这么想：按天文星象，汉运衰亡当是必然，只是没想到这个代汉者竟是王莽呀！不过按“当再受命”的说法，王莽的这个皇帝又当不长，不定哪一天又要被人推翻。而将来重兴汉室的，无疑就是谶语中的那个“刘秀”了。至于我，早在十几年前就改名叫“刘秀”，没准将来中兴汉家的皇帝就是我呀！但是现在，只能顺应“符命”拥戴王莽，然后等待“刘秀为天子”的那一天。

后面的更不用多说了，王莽按照“金策铜匮”面南称君，建立大新朝，刘歆也被“金策铜匮”指令为大新朝的国师、嘉新公，位列上公。但是王莽忌讳“卯金刀”，便“恩赐”刘歆姓王，从此叫“王秀”了。至于刘歆愿不愿意叫这个“王秀”，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刘歆此时富贵荣宠，红极一时，连他的两个儿子都享受着大新朝的高官厚禄。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刘歆父子安享尊贵的时候，却遭到了王莽的严厉惩罚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