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灿虽惜才却恪尽职守，他与乃兄的性子一般，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从不愿干涉情报机构的事。这事归谁管呐，归北方通商总理大臣傅宗龙管，然而此去京城路途遥远，从规制上来说西伯利亚总督倪元璐，也有临机处置过问之权。

开城十年五月末，翰海城。

倪元璐厚着脸皮在西伯利亚总督这个位子上，眷恋不去，倒真的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一天，大元帅行辕将和尚军一十八名立功士卒，入籍大明，却被外务部刁难一事报了上来，这便给他制造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他有心推脱却又推脱不得，这十八名士卒都是他西伯利亚总督府治下之民，管与不管都是两难。不管便会寒了人心，想管，却不免要与外务部那些少壮派扯皮，闹不好还会惹祸上身。那外务部是个什么所在，霸道的所在，想起来如今帝国的几大情报机构，倪元璐便觉得脑仁疼。

帝国的情报机构，分门别类大致有这么几个，第一个隶属于军方的军宪司，直接听命于大元帅马灿，负责军事侦查与渗透，相当于军方的耳目喉舌。再一个便是新近整个成立的外务部，直接听命于南北二总理大臣，二位总理大臣。除了协调帝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外，还负责执行一些秘密行动，相当于朝廷的鹰犬加喉舌。

第三个便是内务部，直接听命于三法司，专职稽查不法加刺探**。

倪元璐揉着酸痛的额头，心中叹息，如今的帝国早已面目全非，用读书人的话来说便是鹰犬当道，民不聊生呀。民不聊生自然是屁话，鹰犬当道又和黎民百姓有啥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只要不是扯旗造反危害帝国安全的，人家也没这个闲工夫来调查一个平头百姓。

无非是这帝国的官做的不舒服了，但凡是官员做了点什么亏心事，夜里睡觉也不踏实。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更别提那些无孔不入的朝廷鹰犬，在旁虎视眈眈的盯着了。倘若这是崇祯初年，怕是朝堂之上早就唾沫横飞，一边大声嚷嚷一边朝皇帝吐口水了。

“呸，昏君！”

“呸，权阉！”

“呸，厂卫走狗，安敢败坏朝纲！”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阉人早已被朝廷禁止，厂卫鹰犬却扬眉吐气了，从恶犬摇身一变成了吃人的饿虎。然而时过境迁，这年月朝皇帝吐口水是行不通了，敢朝辽王马城吐口水的人却还没生出来。

倪元璐是进士出身，他心中舒服么，自然是有一些不舒服的，他做过什么亏心事么，做了不少，然而但凡不是罪大恶极，他堂堂一个总督还不至于怕了外务部，内务部。他是内心深处的读书人思想在作怪，这与圣人言不合呀。然而圣人言能治国么，纯粹是放屁，圣人能治国还要五十万常备大军干啥。

倪元璐也只是有些不舒服，他嘴上不说，心中其实还是很看重这些朝廷鹰犬的。有这些鹰犬虎狼之士看守疆域，起码不会再出现辽东之祸，似建虏那般暗中养精蓄锐，而地方大员出现严重误判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了。

起码在大明疆域的核心地带，是不太可能会出现了。此事，也是拜关宁军夏国相所赐，才让这些分门别类的情报机构，大举进入了北疆。入夜，倪大人辗转反侧，实在难以入眠，便起身写下了几个大字，华夷之辨。

所谓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

本来这个事情是没啥争议的，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义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这事就连孔圣人也看的挺明白，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著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什么是礼，自然便是周礼，什么是圣人主张的周礼，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直到宋代之前，这事一直不存在争议，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也不谓之蛮夷。

可是这事情到了宋代就变味了，忽必烈即位后，出生于女真治下的汉人里，有个狗东西叫郝经。这个狗东西推崇程朱理学，为了替元人的政权寻找合法性，郝经被任命为大蒙古国信使出使南宋竭力敦促南宋统治者承认大蒙古国，中国之主的合法地位并与之讲信修睦。

这个狗东西说啥，他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

瞧瞧这货有多臭不要脸，他说啥呢，只要大蒙古国能重用咱们读书人，那蒙元就是中国之主。于是从这货明确反对华夷之防，主张四海大一统开始，儒教理学就变味了，儒教理学臭不要脸的把华夏礼仪的大义，偷换概念，硬生生改成了君臣大义。

所以呀，为啥明朝的读书人同样臭不要脸，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投降满清呐，因为蒙元统治时期的儒教理学被歪曲了。这帮读书人臭不要脸的大声嚷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