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你准备写什么？”

“我比较擅长的是社会学和实地调查，但是之前准备的论题都太小众了，而且我觉得难以出彩，师弟你有什么建议？”

在学术研究上，翁秀频对于陈堪就一个字——服，不然她也不会“千里迢迢”从金陵跑到中海来和陈堪聊这个，因为陈堪的学术水平确实是厉害。

翁秀频要进入会场基本上没问题的，就算看在她导师的面子上也会让她进去，那个所谓的递交论文给办事处，其实并不是全部看你的论文水平的。

你要是有一个牛逼的老师，就算你是随便写一篇文章，那想要进去也是易如反掌，真正困难的是上台宣读自己的论文，这个才是真正考验功力的事情。

因为参会的人太多，基本上每个能进来的人都有学术背景，比背景没有任何意义，而宣读论文的人只有十来个，扣掉一些老头，年轻学者的名额很少，这个就真正看水平了。

上台那么困难，那也要给这些年轻学者一个机会啊，不然以后大家都不来了，大会的举办方那也是很聪明，既然上台的机会不多，那就在制造一个让你能展示自己的机会。

这就是传说中的“论文集”，将一些投稿的优秀论文印成一本书，能上的论文数量也是有限，人为的制造了一个荣誉。

虽然陈堪对这两个都没有任何兴趣，但是不是每个学者都是陈堪这种“世外高人”。

“要么在方法上进行创新，要么在理论的运用上进行创新，不过我觉得师姐写社会学方面的，没什么太大的希望。”陈堪实话实说。

我们常说电影行业很多跟风、捞钱的行为，看到一个题材有赚头，就一股脑地涌进去。

其实不仅仅是电影行业，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都会“蹭热度”，历史也不例外，不过历史并不是为了赚钱，历史是为了赚名声，为了更好的出成果，为了蹭热度，这个自古有之了。

不说太早，就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基本上历史学者都在批判中国历史，那个时候的历史学者经常是写通史，就是从先秦写到清朝，几乎都是一通骂，对于西方就是一通赞扬。

到了日军侵华，很多历史学者在反思中国历史，反思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时候开始比较理性对待中华文化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无产阶级嘛，就各种为农民起义翻案，批判封建王朝，甚至在那个时候还整出了一个“五朵金花”，这本来是历史领域的事情，但是其他领域也要插一脚，蹭热度。

再后来，理科兴起，历史立刻去蹭热度，兴起了一门叫做“计量史学”，大量地使用数据和数学模型来做历史。

八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股翻案风，很多历史学者一股脑的涌进去，只要是个历史人物就能翻案，本来是民族英雄，在那个年代就可能成为民族罪人，本来是大奸大恶之徒，在那个时候整成“被冤枉”，再后来就是再次翻案。

到了新世纪，西方的社会学和实地调查的方法进入史学领域，大量的学者一股脑地使用社会学和实地调查来做历史。

总体上显示出了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不是看自己适合做什么方面，而是看现在什么比较热，然后就钻进去，翁秀频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你也不能说这样的方法就是错的，毕竟人的本能都是趋利避害，顺从大势更容易出成绩，坚持自己的代价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这不就出问题了，翁秀频虽然用社会学和实地考察的方法做历史的功力还算是不错，但是这种方法太普遍了，没有什么新意，以她的实力想要出彩，难上加难。

所以她才来找陈堪，希望陈堪能给她一些建议。

“我建议你可以深挖，将一个课题深挖下去，如果深度够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陈堪说道：

“不过作为你的师弟，我建议你最好换个研究方向，换一种研究方法，就深究一个领域。”

“唉，这哪有那么容易啊！”翁秀频叹了口气。

“确实是不容易，迈出第一步总是很难的，不过师姐，你要是还有学术抱负的话，我觉得你换个方向会是更好的选择。”陈堪说道。

实地考察的研究法，顾名思义就是要下到地方去做实地考察，加上是和社会学一起做的话，考察的地点基本上都是一些偏僻的农村，这是很辛苦的，而且时间很长。

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美国的历史学家这个做得是最好的，即使是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美国很多学者做得比中国人还好，为什么？怎么外国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

因为美国的历史学者肯花时间，就有美国的学者为了研究三峡区域的民风民俗，在那里住了十三年，想想呆了十三年，和那里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怎么会不深刻！

而中国的学者，虽然你是个中国人，但是这些“高高在上、不食五谷”的学者真的了解这个乡村的一切吗？不见得。

而且现在翁秀频有了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