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当然是不辛苦的，作为一个公司驻苏联代表处的负责人，这种事情是非常公平的，干多少活赚多少钱，某种意义上比苏联用行政手段强行把各种工作拉成一个阶级更有积极性。世界总是这么矛盾，要平等就要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能力，个人能力全部体现就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碰等，某些情况下只能在其中选择一个。

任何地方人们都有等级的存在，苏联虽然在行政和制度一直致力于消灭等级的存在，但和一个高级干部和一个普通民众所获得待遇仍然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都是这样，索性六十年代的干部还不像二十年后这么嚣张。现在苏联干部老实本分并不是苏联人觉悟多么高，而是另外一个原因，在大清洗和强调阶级的环境中，克格勃封闭了整个苏联对外的来往渠道，苏联在大清洗之后的干部还比较单纯，没有学会如何利用半合法的手段来谋取利益，再加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阶层一直不稳定，也没空想这些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所不同，干部阶层的稳定让各地的干部开始有充裕的时间来想办法如何绕过等等的规章制度来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来谋划，不用担心莫斯科一道命令下来撤了他们。

但在接触当中仍然会显露出来这种差别，让藤田这个一个办事处的负责人来找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来谈判，还是超出了这个日本人的能力。在从滨海边疆区的地方党委大楼出来之后，藤田往东京方面去了一封电报，不出预料的收到了一封以八嘎开头的回电，严令藤田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视本来是东京总部非常认可的压价建议，打工仔的悲哀命运就来源于此，资本主义不讲感情。

在藤田受夹板气准备去莫斯科的时候，谢洛夫在参谋完今年的宿舍扩建计划后，非常有效率的严令在九月份之前必须把地基弄好，明年就要解决所有下属同志的住房问题。是明年解决，因为今年剩下的时间只够打地基，苏联因为纬度的关系，一座平房必须打一米深以下的地基，要想建设集体宿舍大楼，必须需要考察当地的条件，挖出来深度十米到二十米的地基，这个过程必不可少，完全是常识。

如果省略这个步骤，很可能就是第一年新家第二年危房，和一般人认为苏联一年四季都很冷不同，苏联的夏天虽然短暂但还是存在，温度足以让冻土开化，如果省略了打地基的步骤，热胀冷缩这个基本原理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学习美国人用木板搭建房子，估计西伯利亚的苏联人第二年需要克格勃派军队过去收尸。

打地基还要考虑地下水的渗透问题，以及当地地质的问题，不是谢洛夫大嘴一张用命令就能解决的，如果当上克格勃主席的谢洛夫学赫鲁晓夫的为意志论，估计就是另一个玉米运动，第一书记能扛得住不代表他也能扛得住。

卢比杨卡广场十一号的克格勃主席办公室内，这对于总部的干部是一个神圣之地，至少现在是这样的，在内务部被拆解了很多年之后，克格勃的主席终于变成了通常意义上的自己人，谢洛夫的上任不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让所有安全体系干部都很满意，在住房令下达之后，就变得更加满意了。

谢洛夫要在勃列日涅夫彻底稳固地位之前，把一切自己经历过的东西全部提供出来，整个苏联当然是有难度，但单独在一个部门推行倒也不是多么困难。省的安全体系的干部被别人拉拢，稳固住自己的基本盘在想别的。

当然本职工作还是要做的，情报部门主管还是要进行情报工作，给本部门同志发福利只是额外工作，如果说英国和美国算是苏联克格勃的强劲对手，那对面的阵营也不是没有薄弱点，这个薄弱地点的所在，就是骄傲的法国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克格勃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哈托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

萨哈托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一九六二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七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七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

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