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鸿升一早就知道，这帮商贾不会轻易的积极配合。因此也一早就准备好了诱饵。

所谓无利不早起，商人重利，并不是说他本质就是坏的，奸诈的，贪婪的，而是他的职业已经让他养成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他考虑问题，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利益。这种思维方式已然随着他们长久的职业生涯而化作了本能。

众人听见夏鸿升说这当中有好处，于是都又安静了下来，等着听夏鸿升说说其中有什么好处。

毕竟，夏鸿升挣钱的本事在那里放着。

因为夏鸿升也从来就没有掩饰过自己做生意的事情。

商人地位低，虽然唐代开明，但是天下四民的地位是不变的。商贾有许多苛刻的限制，而读书人看不起商人，认为他们唯利是图，不符合儒学之中的君子形象。官员之中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而世家门阀也因自矜身份和地位，同样看不起商人。但是商人却能够在相对来说极短的时间里面，聚集大量的社会财富于自身，这一点，却又是谁都无可比拟的。世家大族，门阀豪族，所谓家大业大者，却屡见不鲜，又有哪一个敢说同经商没有半点关系的？这也是他们的无奈。因为家大，所以要业大，否则无以养家。拿什么来维系家族的运行，拿什么来养活那么多人口。仓禀实而知礼节，若是没有家族的产业赚取财富，这些个士族门阀拿什么去给自己“清高风雅”的生活做物质条件？

所以虽然商人地位低，为人所看不起。但是自古以来，却又从来也没有少过。

汉武帝时曾一度下令严厉禁止官员经商，在他去世后，霍光当政，官僚经商又东山再起。霍光之子霍禹即率先经商，私营屠宰业并兼售酒业。至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近臣，多私自贩卖。成帝时，丞相张禹就是个内殖货财的大官僚兼大商人。

东汉时期，对官僚经商从未加以限制。政府官员仍享有经商特权，追逐商利之风在官场极为盛行。降及两晋南北朝，官僚经商仍属合法。东晋以后，又赋予其免税特权。因此，官员于商利所在，更是趋之若鹜。上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余者“渐冉相仿，莫以为耻”。

唐、宋以至明、清，历朝虽曾屡颁官僚经商的禁令，但都很不彻底。

唐朝诸王、公，亦或是山东士族关中门阀者，置邸店贩鬻，暗中指派家族庶支者从事经商之事的，亦颇为不少。

就连皇帝和皇后都还会指派内侍为代理人，去暗中做生意呢。所以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都不说破，心照不宣。

可是，至少都还遮遮掩掩，唯独夏鸿升自己，大大咧咧，毫不掩饰，反以为荣。言官弹劾不少，只是夏鸿升做生意从不以权势地位欺压，又不破坏市场，一切皆书写合同，合同周全毫无挑剔，又严格遵照合同执行，所以纵是言官们弹劾，却也拿捏不住把柄，罗织不出罪状来。

因此对于夏鸿升做生意的本事，都是有目共睹的。

茗香居的茶叶，大唐皇家酒坊的白酒，玻璃坊的器物，煤炉子模仿者众多，对于夏鸿升来说是不足一提的小生意，可关中的大煤矿却都是夏鸿升的产业。和用煤矿为原料做出的蜂窝煤，也是独有的。其他人做出的蜂窝煤，要么就是太散，不成形，要么就是太硬，不经烧。报馆，这大唐日报虽说一份极其便宜，可耐不住数量之巨大。还有西行的商队……林林总总，夏鸿升所涉及的产业之多，大到很茶叶白酒，小到冰块白糖……当世陶朱公的美誉，不是凭白得来的。夏鸿升做生意的名头，跟他写诗作词的名头是不相上下的。

若非是他挣得多，开销也大的怕人的话，只怕如今早已经是当今京畿之地的首富了。

泾阳书院就好似一个无底洞，夏鸿升这些年每年挣来的钱财，大部分都投入其中去了。

所以夏鸿升说有好处所图，一众商人都很是好奇。这凭白拿钱扔出去收不回的事情，怎么个有利可图了？

见一众商贾都看向了自己，夏鸿升笑了笑，说道：“诸位可知，何为公益？”

众人哪里听说过这词，故而都摇了摇头。

夏鸿升又继续说道：“公者，众也，益者，利也。所谓公益，乃众之利也。及指公众之利，公共之利。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便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它的实质应该说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而所谓公益活动，便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向社会无偿捐赠财物、时间、精力或是提供知识等活动，使其他的社会大众，周遭之寻常百姓皆可从中获得好处。这公益活动有许多，比方说公共设施的建设，为村中规划、修建和维护水泥路，为村民兴建水利，水车等等设施之建设。亦或是社会优抚。比方说拥护军户，优待军烈家眷。又或是赈灾救济，开棚施粥等等，乃至于为村人修建了一所学堂之类。这些但凡是能够为百姓们带来好处的事情，皆是公益活动。”

“这……侯爷，您说了这么多，可都是自家出钱，给旁人花的事儿。这百姓们是得了好处了，可这钱又不是咱们白白挣来的，咱除了少了这许多钱财之外，哪里有甚子好处？”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