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之过急？冯大叔，当时华夏晚清是怎么进行变法改革的呢？”听到冯龙德最后那半句的吐槽，初音未来好奇地问道。

“这个有些长，而且还会继续涉及到跟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冯龙德揉了揉自己前额上的皮肉，虽然他向来在这方面聊得非常欢，但这么长时间说也让他感觉稍微有些疲倦了，“这么说吧，当时的华夏晚清从总的策略上来讲就是急于求成，第一步先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什么的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都想要马上能见效的，而改造思想很明显是不可能马上见效的，所以他们就先买进火枪大炮与建设现代化工厂......第一步的话，稍微了解点近代史的知道实际上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华夏的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与日本的相差不多，但战争还是失败了，所以说明技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总算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华夏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了新文化运动，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说与日本都不是一个画风的，一个快一个慢，而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与缓......我记得福泽似乎曾经说过‘我不赞成尽快地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而他的这种想法也同样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当时的日本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于改革完全没有信心......呃，我再说一次题外话，我记得美国du利革命时期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了多少，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di立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没啥信心，思来想去总觉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而结果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的du立革命也成功了，我总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思想觉悟什么的......”

“似乎真是如此啊，冯大叔。”初音未来调皮地吐了吐小舌头，“我跟巡音姐她们还在外面世界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生活的时候，也见过一些华夏人，总感觉他们似乎都是急性子，生怕晚了什么似的......”

“这你可就说到点子上了，初音未来。”冯龙德点了点头，“当时的华夏晚晴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所有人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帝也一样......当时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高达二百多条的建议，并采用了其中一百多条，最关键的是康有为认为‘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本来这种想法按照常理来说已经算是非常极端的了，结果当时大部分人却还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那叫一个相当保守，也就是说，那时候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上面记载着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了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认为戊戌变法这些人的改革都是非常极端的，华夏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让全世界人民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戊戌变法相比......华夏人的这种极端激进不仅是在当时被全世界注意到了不说，甚至都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华夏人的性子忒急了......曾经有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过，华夏民族和他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力量，一旦干起来的话谁都挡不住，但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极端......”

“急性子啊......说实话，冯大叔你有时候也挺急性子的，只不过似乎由于冯大叔你是华夏裔而不是华夏华裔的缘故，并不觉得特别明显啊？”初音未来点了点头，突然这么说道。

“可能吧，我偶尔也有性急的时候，不过那得是情绪特别激动的前提下，不然的话我感觉我还是挺慢节奏的。”冯龙德耸了耸肩回答道，然后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口腔内侧后继续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对了，还有，那就是哲学理念方面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我觉得这就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哲学理念有不小的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非常简单，就是要去救日本自己，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而华夏则不，他不仅是想救华夏自己，而且还要去拯救全世界，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首先，华夏的大同世界观是挺令人无语的，康有为写的《大同书》与华夏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所以华夏深层的政治文化跟华夏的改革是有密切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求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这种想法使得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非常不理解，欧美学者们包括一些华夏学者都没法想象，当时华夏情况那么差，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刻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这得是多圣母的家伙才能脑抽到这一步......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华夏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是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面还包括了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说穿了也是这么一回事，顶多是换汤不换药......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华夏这个民族很可怜，史上很多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