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称帝之后，一直在积蓄力量，试图对蜀国所占据的关中发起反击，到了泰始三年正月的时候，司马炎终于是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向关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陆抗期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尽管在南线晋国还拥有着十五六万的兵力，但从广陵一直到西陵的漫长防线上，这一点兵力稍嫌不足，为了反攻关中，司马炎几乎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南线的防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空虚。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的机会陆抗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向吴主孙皓上表，请求出师北伐。

孙皓准其所奏，令上大将军陆抗持节，行大都督事，节制诸路兵马，出师北伐。

由于地理因素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交界绵延千里，但争夺的核心区域不外乎两处，一处是荆州的襄阳，另一处是淮南的寿春，双方在这两个地区常年地屯兵对峙，并曾不断地爆发过战斗。

吴国对襄阳和寿春觎觑已久，在大帝孙权的时代，就曾经在这两个方向上不停地用兵，希望可以将吴国的边界向北移动，为北伐中原制造出一个桥头堡来。

但几十年的交锋，双方都没有办法奈何到对手半分，魏吴两国的疆界，从魏国立国之时便如是存在，一直到魏国亡国，都不曾有所改变。

做为战略要地，魏国对襄阳和寿春的经营堪称是苦心孤诣，这两座城池的坚固程度，完全可以和洛阳建业这样的都城相媲美，尽管晋国将南线的驻军抽调了很大的一部分，但光是这两座坚城，就不是吴国可以轻易攻略的。

做为三国后期屈指可数的名将之一，陆抗的眼光自然有独到之处，拿下襄阳和寿春难度较大，陆抗自然不会去冒险，他决定另辟蹊径，攻打弋阳(注1)。

弋阳在淮河的上游，正好处于襄阳和寿春的中间，是整个魏晋南线防御体系上重要的一环，不过相对于襄阳和寿春而言，弋阳隔着险峻的大别山与武昌遥遥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弋阳不会轻易受到攻击，所以晋军在弋阳的防范，显然要比襄阳和寿春低的多。

这也和吴军的特点有关，吴军擅长水战，就算是陆战，也基本上喜欢在靠近水边的地方作战，因为就算是陆战失利，也可以很快地向后撤退，得到水军的支援，跨越数百里的苍茫大别山，这绝对不是吴军的作战风格。

如果换作武昌驻守着一支蜀国军队的话，相信晋国在弋阳的防御等级就会提高，因为蜀军的山地作战能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至于吴军，晋人大概会嗤之以鼻，这帮离了水就活不了的家伙能有多大的作为。

但经过蜀中这几年大战的磨砺，陆抗早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蜀地多山，在同姜维钟会的不断较量之中，陆抗也逐渐找到了山地作战的窍门，这也是陆抗在蜀地苦战数年依然还能牢牢地站稳脚跟的缘故，而昔日以水战称王的东吴军队在战斗的磨练之中，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陆抗出任上大将军筹划北伐诸事以来，用荆州的五万守军和江州永安的守军进行了对调，那曾经鏖战在蜀中的十万精锐，现在都在陆抗的麾下。

为了这次的军事行动，陆抗做了精心的准备，为了迷惑晋军的视线，陆抗刻意地将军队调往了庐江，与驻扎在濡须口的右大都督丁奉的军队对寿春之敌形成合围之势，摆出了一付意图进攻寿春的架式。

淮南之地也早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的战火，历任的扬州都督对吴国的进攻都麻木了，反正是兵来将打，水来土掩，所幸寿春及合肥的城防经常修缮，从里到外都坚固异常。

此时的扬州都督正是石苞，当他听闻吴军有意围攻寿春，只是呵呵地付之一笑，道：“吴人真是些死脑筋，打淮南都打了几十年了，没有一次胜绩，偏偏还是乐此不疲，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石苞也没有刻意地防备，只是传令手下军队保持警惕，密切地注意吴军的动向，等他有所动作之时再做防备也不迟。

在东线，陆抗大放烟雾弹，在西线，他也没有歇着，派陆凯率军进驻到当阳，丝毫不掩饰对襄阳的进犯之意。

与扬州都督石苞的镇定从若相比，新到任的荆州都督司马亮却显得有些慌乱。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子，司马昭的异母弟，司马昭登基之后，大封宗室，司马亮被封为了扶风郡王。

由于司马氏的江山是从曹魏手中夺过来的，曹魏之所以亡国，与曹氏家族内部兄弟相争有着莫大的关系，从曹丕开始，就对兄弟曹植、曹彰等进行排挤，以致于曹睿之后，曹氏一门人才凋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司马氏有机会篡夺大权。

前车之鉴司马炎当然不会漠视，他登基之后，除了不敢重用司马攸之外，大封宗室，不光是封王拜侯，司马炎还重用宗室执掌大权，司马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接替了羊祜荆州都督的位子，镇守襄阳。

比起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两位兄长，扶风王司马亮则是风流倜傥，算得上是一位翩翩佳公子，论学识才华倒也不输人，但文治武功治国方略来，则是相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