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降低百姓养马的负担，根据明朝的律法，大明的马户需要在家里养朝廷的军马，一旦马匹生病、死亡或者被认为变得瘦弱了就会被要求赔偿，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根据天启皇帝这道诏书，以后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经过勘察后，养马户无作践情弊的准免陪补。

之所以要提到马户，自然跟大明近来战事不断有关，边疆上有后金军的袭扰，内部又有白莲教造反，为此朝廷现在迫切需要马匹来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使得韩爌得以加封少师的徐鸿儒就属于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

第三，天启皇帝终于向商税开刀，既然减少了田税那么自然要增加商税来充实军费。

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

天启皇帝的这个决定其实也不算是过激，只是把万历年间新增但被东林党废除的一部分商税给重新恢复了。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天启皇帝禁止地方衙门私自从商业活动中抽分，有擅立牙行、私抽税钱、网利病民者，抚按官严行查革参奏重治。

所谓“擅立牙行、私抽税钱”，是大明地方官最喜欢干的事，说起来也着实可笑，大明的文官集团一方面反对朝廷征商税，而另一方面则垄断了地方商业活动谋利。

牙行就是贸易的中间商，主要活动包括撮合交易、代商人买卖货物、设仓库保管货物、代政府征收商税等等。

按照律例，明代经营牙行者必须经官府批准，并给执业凭证和帐簿。

这就使得地方官员通过掌握批准牙行经营资质的权力，进而控制牙行，再通过牙行垄断商业贸易，私牙贴、私设牙行抽分，而不向朝廷交商税。

至于私设税关，是地方官吏喜欢干的事，收上来的商税就直接进入地方小金库。

这也是为何万历皇帝派税监下去征税那么招人恨，这完全就是抢了牙行的利润和地方官僚自己税关的税源，故而遭到地方豪强的激烈抵制，暴乱四起，不仅把征税的人杀了，有的还把税收衙门都给一把火烧了。

当然了，地方官吏们肯定不会承认“擅立牙行、私抽税钱”，而是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向了那些税监，说其如何如何扰乱地方和欺压百姓等等。

然而其根源，还是地方官吏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京城官员的利益被触动，故而进行的反击。

“唉！”

虽然李宏宇早就知道天启皇帝会拿牙行和税钱开刀，但亲耳听见了天启皇帝所下的圣旨后还是不由得暗中叹了一口气。

可以想象的是，地方官吏和豪强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一定会想办法进行反抗，在万历年间地方上抗税的事情并不鲜见。

但现在的情形不同，地方官吏和豪强所依仗的京城文官大员们在经历了京察和封疆案后被天启皇帝收拾得服服帖帖，无法再像万历朝时给予他们帮助。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来执行天启皇帝诏令的脑不再是文官，而是司礼监席秉笔太监魏忠贤，他忠于的可是天启皇帝，故而自然不会对那些抗税的人客气。

换句话而言，李宏宇现在已经嗅到了腥风血雨的味道，当朝廷的政令无法在地方上推行后，如果朝廷不退让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要扫荡地方上的反对势力。

面对这种情形李宏宇没有什么好办法，要想动地方豪强的利益可不容易，那些地方豪强肯定不会束手就擒，就算让他来执行这件事情也免不了刀口见红。

更何况，天启皇帝也不会让李宏宇介入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来，单单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就足够李宏宇头疼，反而是魏忠贤等宦官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因此，明朝后期明帝向地方上派税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为了应对国家越来越大的钱财消耗，仅凭矿税无疑是杯水车薪，而田税又是大明的根基所在，故而唯有向商税开刀。

大明文官集团的官员即便不是商税的受益者也都与之关系密切，这也使得宦官们被意外地推上了税监的舞台，其中的是非曲直可谓是一言难尽，难以评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