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李宏宇的担忧很快成为了现实，当万历皇帝的灵柩移至观德殿后，礼科左给事中杨涟率先向福王难，上疏给郑贵妃要郑贵妃让已然尽孝的福王回封地就藩，以安国本。

随着杨涟的这道奏疏，京城东林党一派的官员们纷纷给郑贵妃上疏，让福王回自己的封地。

实际上，福王进京的时候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他说奉了万历皇帝的诏令前来，可京城文武百官没人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除了太子外没人有资格查看福王口中所称的诏令，而太子又不想在万历皇帝大丧期间惹出什么是非来，同时也是顾及兄弟之间的情谊，自然也就没有提及此事。

如今木已成舟，朝堂上的官员们唯有接受福王奉诏进京的说法，那些支持太子的官员们只能想办法让福王离京，以确保太子一承大统。

随着东林党在太子和福王争位一事上拔得了头筹，楚党、浙党和齐党等派系的官员也不甘示弱，相继上疏给郑贵妃让福王离京，再怎么说太子占据着正统的地位，他们要是不声的话会被外界鄙夷。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福王处于不利的境地，但既然有人支持太子那么必定有人以福王马是瞻，官场上从来不缺那种抓住机会拼命往上爬的人。

因此，投靠了福王的文官很快就予以了反击，也给郑贵妃上疏，认为福王对万历皇帝的孝道之深天地可鉴，应该成全福王对万历皇帝尽最后的孝道，贸然让福王离京有罔人伦。

不仅如此，这些文官还引经据典，认为福王应该等新帝登基后再行离京，既是尽了君臣之谊，也是叙了兄弟之情。

与支持太子的文官相比，投靠福王的文官零零散散来自朝中的各个派系，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楚浙三党中都有人为福王说话。

对于古代的官员，尤其是明朝的官员把名誉看得至关重要，永乐皇帝登基时杀了不少不肯奉其为皇家正统的文官就是最好的一个明证，方孝孺更是史无前例地被诛了十族。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生命往往比名誉重要，虽然有靖难之役后虽然有不少忠于建文帝的文官永乐皇帝杀了，但更多的文官知趣地选择了臣服。

在投靠福王的那些文官中，领头的人是李宏宇的老相识，都察院贵州道御史张翰，曾经想要阻止李宏宇查迎春阁结果遭到了李宏宇坚决回击，最后灰溜溜地离开。

明朝中后期，以翰林、御史和给事中为的言官成为了朝廷的主导力量，因为拥有督察百官的大权，故而对朝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对六部堂官和内阁阁员施加压力。

这也是为何万历皇帝不喜欢言官的原因，言官除了在朝廷上的派系争斗中呼风唤雨外很少在国家的政务中有所建树。

因此，万历皇帝后来故意不补除了翰林以外的言官的官缺，使得御史和给事中的人数空缺了近一半，他的耳根子随之也清净了不少。

其实不仅言官，这也是明朝文官的一个通病，大明的文官通常精于空谈和内斗而疏于实干，重名誉而轻民生。

正是因为言官在朝堂上是各派系争斗的急先锋，所以这次的福王事件自然是由言官开头。

而那些位高权重的里六部堂官等大员反而一个个陷入了沉默中，对此事闭口不语，他们与那些言官不同一言一行对朝局影响甚重，故而无法像那些言官那样只逞一时口舌之快。

相对于文官集团各派系官员在太子和福王之间鲜明的态度而言，勋贵集团则一派沉寂，没有任何一个勋贵愿意在这件事情中当出头鸟。

跟文官集团不同，勋贵集团虽然在朝中政务中被文官集团死死压制住，导致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但他们手握兵权，故而在改朝换代这种国之重事上的话语权高过那些舞文弄墨的文官们。

所以，勋贵集团的勋贵们不会轻易表露在太子和福王夺嫡一事中如何站队，一旦他们表明了态度那么就意味着军事冲突已经为时不远。

另外，与文官集团不同的是勋贵集团内部等级森严，这种站队的事情通常由勋贵集团中各派系的领声，不像文官集团那样无论官职大小都能表看法。

李宏宇冷眼旁观着朝堂上生的一幕幕，密切关注勋贵集团勋贵们的动向，对于夺嫡一事文官集团闹得再凶也无济于事，这事儿关键还是要看勋贵集团的态度，确切说是看英国公张惟贤等数个执掌京城亲军和京军兵权勋贵的选择。

明朝中后期的勋贵承蒙祖辈的恩荫已经两三百年，早已经失去了往昔那种驰骋沙场的气势，成为了安于享乐的一族，缺少那种能独当一面的人物，否则大明卫所军队岂会衰败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而在明末战争中勋贵们可谓毫无建树，洪武皇帝如果知晓此事的话恐怕会气得从陵寝中出来痛骂这些不孝的勋贵子孙，原本他们应该是守护大明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结果却成为了鸡肋般的存在。

所以，京城的这些勋贵只不过是地位尊贵而已，既无进取心又没能力，故而在这种改朝换代大事上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