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继续来说我和房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还是从1991年说起。我们在学校集体宿舍的“上甘岭”熬过了春天，迎来了夏天。

夏天到了，离放暑假就不远了。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早点放暑假，好带着儿子回到苏北的麻县去──那里有我们的一小套住房（一室一厅），它至少不会让我们时刻担心自己的中暑问题。

提起麻县的这一小套房子，也是一肚子的辛酸苦辣。当初为这套房子，我们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代价？结果刚住进去不到三年，又要告别它、丢弃它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早知调回江城要受那么大的罪，我为什么又非要调回去不可？人家是三十而立，我却是三十而弃──回到一无所有，一切从０开始……

我不知道自己中了哪门的邪。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能怪我们自己。

记得那是1987年春节，我算正式拥有了麻县的那一室一厅。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是住在一间和草窝差不离的抗震棚里。

那棚子是1976年防震抗震的时候搭的，墙、房顶和门都是芦席做的，四壁透光，下起雨来，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下大了还会淹──你一早起来，经常发现你床前的拖鞋、脚盆、小木凳等等都已飘得不知去向。

告诉你，我和我妻子孙燕就是在这样的棚子里结婚的。换句话说，这间芦席棚曾是我们的新房。

我们结婚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双方家长对我们的婚姻虽然不反对，但也不很赞成，尤其是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间太短，结婚太早了，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他们都没有准备。

我单位也说这样的话。刚分来时，我住厂里的集体宿舍，第二年我要结婚，厂里说没有房子，只有先到抗震棚里过度一下。当时我们太年轻，也不觉得抗震棚有多可怕，心想过度就过度吧，没想到一过度就是四年多。

刚住进去的时候，我们把芦席墙用旧报纸糊起来，上面再糊上一层白报纸，有人建议我们用马粪纸什么的拉个顶，以免看到屋顶上的芦席和窟窿眼儿，我觉得太费事，再说又不打万年桩，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没拉什么顶。

床呢，就是集体宿舍的那张单人床，居然也用它睡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后来厂领导出于关心知识分子，让行政科借给我们一副床板，共两张，拼起来约有四尺宽，但妻子觉得它太硬，就没采用。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它闲置着的，我们找来一些砖头，把木板垫起来，当长条桌使用。

在此之前，我们的桌子是由我的木箱来充当的，至于凳子，将脸盆倒扣在地上就成了……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新房。我敢拿十元钱和你打赌，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像这样的新房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经常拿这个事例来教育我的孩子，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塑造成“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一个典范。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奇迹，你们这辈子包括你们的后代恐怕是再也创造不出来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时代是不是真的进步了，我也不知道现代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只知道，我和妻子的婚姻之所以经历几次波折而能一直维持到现在，与抗震棚“新房”的这段经历恐怕不无关系。我心里曾一直暗暗打算，一定要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到我的小说作品里去。我自以为这是我的──至少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生活体验。

直至现在，当我回想起我20多年的婚姻史，我还是坚持认为，住抗震棚那四年的时光是最难忘也是最快乐的。

10平米左右的窝棚里空空荡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单人床，两块床板，几只箱子（用砖头垫着）和一些锅碗杯盆，几乎什么也没有。

我们唯一“值钱”的家当是妻子带过来的一台老式笨重的录音机，只要我们在家，它总是响着声音陪伴着我们。后来孙燕听说我弟弟报考研究生需要用录音机学外语，她便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

我们烧饭用的那只破煤油炉还是孙燕当年下放农村时用过的，现在的小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它是个啥玩艺儿了，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过程中不得不舍弃了。假如保存到现在，至少会给我的儿子多一份见识，多一份教材。那种煤油炉火力很小，不能烧饭炒菜什么的，只能把现成的饭菜加加热。中午的饭菜都是我从厂里的食堂里买了带回来，假如冷了，就用煤油炉热一热。

我们事先把饭菜分成两份，好留一份晚上吃。开水也是我从厂里打了带回来，实在急需，就向邻居们要一点。邻居们都很好，对我们很客气，经常主动地跑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开水。

后来我们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就狠狠心买了一只煤炉（记得当时的价格是５元钱左右，占了我月薪的近八分之一）。

有了煤炉其实也很烦，比如买煤啦，找引火材料啦，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厨房，搞得满屋子都是煤烟和煤气味儿。尤其是刚